论贷出的时日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反对人为了劳动而被装配，无论这些额外的时间计入工时与否，人的整个人生都是劳动和维持劳动的周期性运作，再无其他。只是如今这样的装配被否定了，但是首先不是劳动者自己有意识地否定的，而是发展了的被雇佣制的劳动关系所否定的。人们会说你休息和娱乐是「为了自己」——就像在「八小时留给自己」的口号中所提到的那样——仿佛我们工作不是「为了自己」一般。人们说，既然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休息娱乐而出来打工、参与社会，既然你甘愿作出牺牲，所以不要有任何怨言。

但是实际上，人出来工作不是为了工作外的休闲和娱乐，并没有工作外的生活场域，那只是补偿和拮抗工作中的无意义感的一种方式、配置的一部分、构成补充的抽离、大市场中诸多选项的一项、略微带有奢侈品属性的一种间接的享乐……我们以这种享乐来换取一种尊严感：看，我还有余裕到能够购买娱乐产品来自我折磨。

最近公司总经理加强了写日报方面的规则，其中尤其要求我作为一个技术岗的日报，写得连她都能看明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岗位所针对的是技术细节，只有技术细节能够对应工作量，而价值的产出并不对应工作量。这样的管理形式是在推卸管理责任，要求员工做好自我管理，向上面阐述自己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这一形式与任何员工管理规范的原则相悖谬，即公司管理层掌握员工的考核的权利和考核的义务。公司有考核权，但是不公布考核标准，只公布考核的形式，这剥离了考核的权利和义务。（即员工提交日报，由管理者最终确定绩效，在这种形式中所谓标准对于管理方而言是任意的。）

这类自诩「劳动纪律」的苛捐杂税，本质上是对劳动时间进一步剥夺。为什么没有明确的考核目标呢？因为需求可以在项目的后续进程中偷偷加入（说这都是隐含在之前的需求里的）但要撤回掉已经完成的工作量却是不可能的。浪费了就是浪费了，返工了就是白干了……因为时间的流逝是绝对的。

劳动者的时间是宝贵的。如果他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利用好它们，选择去刷视频、打手游，那么这些是他真实的损失。即便事情发生在工作的时间里，也同样是如此：他没有去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没有学到新的技术、没有拓宽自己知识面、没有澄清自己的误解，这些时间全部都浪费掉了。由此可知，无论是工作「之内」还是「之外」，一切事物都建立在劳动之上，建立在对有限时间的利用之上。

在雇佣制的生产关系中，员工已经交出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即劳动时间，而能否充分利用这部分时间，责任在资方。因而资方要给出考核标准，并且是确切的、公开讨论的、动态的标准。而没有限度的标准——即「能做多少做多少」——就是没有标准，资方没有权力以这种无限的标准要求员工，因为这是实质上的奴役。对员工的绩效考核，作为劳资双方对立中资方的权利，仅在尊重员工劳动时间的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因为员工的时间是宝贵的，所以企业需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让每个人在工作时间内充分发挥他的最大的力量。

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发挥他最大的能力，这首先并不是资方的损失，而首先是劳动者自己的损失。企图单单让劳动者自己来承担这一损失，并一厢情愿地认定这是理所当然的普世规律，在不久的当年还是可笑的。因为这样的公司不能去解决自身结构上的弊病，无论怎样变更组织架构都是瞎折腾。管理学如果是作为一门不把劳动者的时间当作是最稀缺的资源的科学，它就是不成立的。以这样的管理学来管理人的，不是作为一种职业的管理人员，不是劳动的实际参与者，而是旧时代的地主。而如今旧时代的地主不跑去收租，而跑来管理农民的耕收了，这是怎么回事？这同《大明王朝》那里出现的改稻为桑政策仿佛遥相呼应：客观事实不重要了，符合利益是首要的。

现在的情况是：资方不承认劳动者的时间是重要的，而仅是单方面认为只有项目进度是重要的，拒绝承认后者实质上立足于前者之上。比如资方会申辩道，员工的倦怠造成了他们的巨大损失。尽管资方唯独在劳资关系这方面上，永远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他们总是可以更换、裁退员工，而保持订单量相对不变，让更少的人分享这相对稳定的订单。而劳动者则始终作为基体，永恒地承担着矛盾的两个方面。

我们不妨在此发问，这种实质上的奴役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奴役之所以能够成立，似乎首先在于劳方的同意。这种同意远非认可，而只是一种默许，这与他在劳动雇佣合同上签署自己的名字没有关系。劳方的默许，在于我们都认可「现在经济大环境不行」，仿佛曾经的经济形势是更为正常的和正当的，而过分撇清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涉及我们本质性力量的问题，根本无需参照经济形势如何。我们首先不是为了大环境而活，不是为了未来某个国家生产总值指标而工作。我们工作的每一小时、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是唯一不可讨价还价的东西。